民主國家的法律一定排除政治，換句話，法律凌駕政治之上。動輒修法，予人不佳印象，縱使「時代變遷，觀念改變」。海洋法陪審制，由陪審員判定是否有罪，但陪審員卻無須具法律學識，量刑才由法官決定。我認爲若反向而行似較邏輯，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則。
記得1986年從臺灣轉往澳洲，擔任聯邦媒體新聞主編，「新人訓練」的第一天，第一句話是：「你的薪水來自聯邦政府，但是你處理新聞，不是對聯邦政府負責，也不是對國會或黨派，是對社會，是對你的良心負責。」這句話我一直奉爲圭臬，說明相比法律和新聞，政治黨派的低下。
至於邏輯，儘管「真理越辯越明」，但邏輯演繹到辯論，往往是服人之口，非服人之心。子彈射中靶心前必經中途點，中途點的後半程也有中途點，如此而下變成，子彈永遠射不到靶心了，數學漸進線的構思相近。所以，咱們還是離法律和邏輯遠一點吧。
住在陪審制的國家，常有被找去當陪審員的經驗。他們用summon這字，讓接到通知的人心裡不舒服，我和妻都被召喚過。第一次我頗感有趣去應召，被選爲十二人之一。那是個連串強暴殺人的多重刑案，被告是累犯，罪名一大串，「屢次強暴，殺人，恐嚇，強暴未成年人，棄屍，拒捕，妨害公務……」看了連串罪名讓人很不舒服，儘管當天拿兩份薪水，一份來自法院，另一份是工作機構給公假，不停薪。當天我在法院四小時，前半是「養成教育」，中段吃了頓公費餐，後段是主戲。吃飯期間嚴禁討論案情，若真討論，陪審員變成被告就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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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當時澳洲訴訟法規定，我們十二人排成一列，在法庭上一一緩慢走過被告和他的律師面前。走過時，法庭高唱這名準陪審員的姓名和職業，由被告對法庭叫出agree，還是reject。其實是他邊上的律師示意，由被告親口向庭上表達。我注意到，前面走過被告的人，不論男女，都故意表現輕鬆微笑，擡眼望向法庭崇高的天花板，或是不在乎地左顧右盼，刻意避開看被告和他的律師，就像伸展臺上的模特兒，絕不向下望觀衆。輪到我卻忍不住瞄了被告一眼，圓領衫，長卷發，鷹勾眼，手臂刺青，他的律師西裝革履，面上有皮無肉，兩人給我的即刻印象是，電影裡的標準演員。我們四目相接時，腎上腺催我心跳加速，心想如果他被判極刑，是否會記恨於我？當我離開那不舒服的眼珠時，聽到他高叫reject，頓時如釋重負。感謝他討厭我。
按規定，被告有權對十二名準陪審員，否決六人，當然事關人權，避免主宰定罪的十二人中有原告親屬，或被告仇人，或曾倡導加重處罰這類罪犯的人。我記得，被他否決的人裡，有老師，傳教士，消防員，保全人員，家庭主婦。被他認可的人裡有，足球員，退役軍人，汽車推銷員。我走過被告時，法庭叫道「聯邦新聞人員」，他立即否決，事情就是如此簡單。雖說職業無高低，人眼光各有喜惡，然而原本該是要審判他的人，卻先由他來否決，法律這樣妥當嗎？回到家我被問，幹嘛要去看他？我說，沒有誰故意去看他，是不經意看到了，意投情不合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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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在澳洲和美國，我和妻都「否決」了法院的召喚，心情頗爲舒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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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編者按：夏烈〈審判〉刊於《聯副》3月3日。）